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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港通证券【长江宏观于博团队 · 深度】内治与外征——日本150年财政四部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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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博宋筱筱蒋佳榛

核心观点

本篇报告是日本150年财政复盘的第一篇，主要对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的历史进行复盘。这一阶段的日本沿着“内治与外征”两条主线运行：1）新政权初期，日本百废待兴，政策以内治为主，以松方改革为界，日本财政货币经历从混乱到有序，从大财政到小财政的变化。2）内部危机及征战获利促使日本转向外征，带动债务余额攀升，但日本也从中获利颇丰，其中一战的出口繁荣更是带动杠杆率不升反降，但随着大战景气的回落日本陷入慢性萧条，高桥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带领日本走出萧条，而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本逐步走向战时经济。

摘要

明治政府初期，内治为主，从大财政到小财政

日本明治政府初期的政策以对内治理为主。以松方改革为界，该时期的财政货币改革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财政货币混乱到各司其职，从大财政到小财政。具体来看：①新政权初期，明治政府仍面临平定内乱、维护政权等系列问题，财政压力较为庞大，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印发纸币、发行公债以补充收入，另一方面推动地租改革以提高政府租税收入，同时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优先创办官营企业、聚焦重工业领域。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财政货币较为混乱，货币滥发最终引发恶性通胀问题。

②1881年以来，松方正义对前期滥发的纸币、各种类型的公债进行整理，并通过增收（增收酒税、烟草税，恢复酱油税，新增所得税、糕点糖果税，出售部分官营企业等）、减支（削减官厅费用）等紧缩政策措施实现了较长时期的财政盈余，前期混乱的货币发行权也统一集中至日本央行手中，该时期的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保持缓慢增长，中央杠杆率则总体呈下降趋势。

明治政府后期，转向外征，大财政搏战争红利

以甲午战争为界，日本政府由前期的对内治理转向对外扩张。日本转向对外扩张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松方改革后，政府扶持叠加利率下行，日本迎来第一次企业勃兴，但其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危机亦随之到来，日本寄希望于打开朝鲜、中国市场，以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在欧美的支持下，日本不断挑衅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战争红利的引诱下，逐步走向帝国军事主义。

外征政策下，军费大幅扩张，日本财政由小财政转向大财政。明治政府初期，日本军费占比的中枢在20%左右，随后逐步抬升至一战前夕的40%左右，战时军费占比则屡创新高，日俄战争时一度高达250%左右；中央债务余额及杠杆率在几次对外战争的推动下亦快速扩张，其中日俄战争使得中央杠杆率由前期不足20%攀升至近70%。

日本从历次外征中获利颇丰，国内经济迎来企业勃兴、产业升级。1895-1900年，甲午战后经营重在军备和基建，重工业和金融行业有所发展，迎来第二次企业勃兴；1905-1910年，日俄战后虽未获得赔偿，但金融条件放松、政府财政扩张，迎来第三次企业勃兴。日本贸易收支、结构改善，逐步从落后国的“进口产品、出口原料”转变成先进国的“出口产品、进口原料”。

为筹集军费，拓宽财政收入，日本相应进行财税改革。这一阶段，地租、酒税仍是主要税收来源，但战争军费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源，且企业勃兴客观上也提供了纳税基础，所得税逐步崛起，并在一战之后，逐步取代地租、酒税成为主要税收来源。

两次世界大战，举债侵略，战争豪赌终遭溃败

战争财的诱惑下，日本先后参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经济经历“景气-萧条-景气”三个阶段，两段经济景气来源分别是由出口和财政主导。具体来看：

①一战期间，日本出口额大幅增加，并转为贸易顺差国，带动国内经济景气和重工业等产业发展，推动国内城市化发展和动力革命。1914-1919年，日本GDP不变价复合增速达7.4%。②一战结束后，日本屡遭经济危机的冲击，陷入十年“慢性萧条”期，原因包括：1）一战结束、外需回落，金融收紧、泡沫破裂；2）两大政党交替执政，经济政策方针截然不同；3）金解禁问题迟迟未解决，黄金大幅流出。该时期的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改革盘活财政收入，财税结构呈现以下三个特点：1）间接税占据半壁江山。2）国有资产收入占比增加。3）强化地方税的征收。1920-1931年，日本GDP不变价复合增速仅有1.8%。

③进入20世纪30年，日本在政治、经济层面都迎来了新变化。对外方面，日本通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扩大自己的殖民地经济圈。对内方面，高桥通过解除金本位制和低汇率政策、采取赤字财政、以及低利率与央行认购公债等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带领日本走出萧条。由于“二·二六事件”以及随后爆发的中日战争，日本逐步走向战时经济。1932-1944年，日本GDP不变价复合增速回升至3%。

以一战结束为界，日本政府先后经历去杠杆与加杠杆。两次世界大战的巨额军费支出带动日本中央债务余额快速扩张，但得益于一战带来的经济景气，日本在一战期间财政收支保持盈余，中央杠杆率不升反降至1919年的23%。而随着大战景气的结束，日本经济陷入慢性萧条，在随后的多轮经济危机应对以及二战参战过程中，中央杠杆率快速攀升，最高超200%。

1. 明治政府初期，内治为主，从大财政到小财政

2. 明治政府后期，转向外征，大财政搏战争红利

3. 两次世界大战，举债侵略，战争豪赌终遭溃败

以下是正文

明治政府初期，内治为主，从大财政到小财政

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夕，以松方改革为界，日本财政经历了从大财政向小财政的转变。1880年之前，日本财政盈余变化波动较大，尤其是明治维新初期的财政收入对纸币发行及公债借入金依赖度较大，总体维持大财政状态，1877年爆发的西南战争则进一步推动政府债务扩张。1881年以来，松方正义对前期滥发的纸币、各种类型的公债进行整理，并通过增收减支等紧缩政策措施实现了较长时期的财政盈余，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保持缓慢增长，中央杠杆率则总体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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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倒幕运动到废藩置县，日本开启中央集权近世后期，日本的行政体制由“天皇-将军-大名-武士”的幕藩制度构成，其中，将军握有实权，天皇则更多为精神象征。1603年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成为德川家族第一代将军，此后的260年间，幕府将军都由“德川家族”世袭。期间，日本国内总体较为和平，武士因不能从事农民、工匠或者商人的工作，逐步沦为“寄生阶层”，大名从农民的税赋当中抽取部分贡米，作为武士的俸禄。因此，该时期日本农民的赋税较重，赋税率高达40%（四公六民）。旧地税（石数制）在收入端较为僵化，难以满足支出端的增长需求（人口、需求的增加），幕府体制陷入财政困难存在必然性。德川幕府末期，幕藩财政危机空前加剧，打着“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口号的明治维新运动开启。1853年佩里率舰队登陆日本，从此打开日本国门，“开港”给日本政治、经济带来重大冲击，幕府威权丧失。下级武士与商人发动尊王攘夷运动，逐渐发展为倒幕维新运动，而率先进行财政改革的四大强藩（“萨长土肥”）亦成为明治维新的主力军。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组织倒幕势力击败了德川幕府，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封建主义国家转为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近代社会。明治维新改革首先是巩固新政权、瓦解旧体制，将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1869年，新政府要求旧大名等把对土地（“版”）及人民（“籍”）的支配权上交政府，即“版籍奉还”，但是旧大名作为藩知事仍被保留下来；1871年，进一步实行“废藩置县”政策，县知事由新政府直接任命，完全剥夺了旧大名的权力。后续，府县几经合并调整，最终形成了当下日本的“都道府县-市町村”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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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明治维新还在经济、军事、文化上进行相应的改革。其中，经济领域的改革主要涉及地租改革与殖产兴业，军事方面则颁发征兵令、强调“国民皆兵”，文化方面则推行“四民平等”、“断发脱刀”、“国民皆学”等思想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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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改革：货币混乱，大肆举债的大财政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财政货币改革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财政货币混乱到各司其职，从大财政到小财政。第一个阶段（1868年到1881年）为由利公正、井上馨、大隈重信先后主导财政货币政策，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财政、货币混乱使用，没有清晰的权责区分，该阶段日本刚刚设立大藏省，尚未设立央行。第二个阶段（1881年到1896年）为松方正义主导时期，通过整顿货币发行和通胀，财政、货币的定位更加清晰、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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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财政货币改革主要有以下特点：1）平定内乱、殖产兴业，临时收支大增。新政权初期，仍面临平定内乱、维护政权等一系列问题，财政压力仍较为庞大，表现为财政临时收支大增，对纸币发行、借入金依赖度较高。1868-1872年，财政临时性收支几乎均高于经常性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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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不可兑换纸币融资，引发通胀。在第一轮财政货币改革期间，纸币发行的权利从政府（1868，太政官札、不可兑换），到国立银行（1872，银行券、可兑换），再到银行大增、没有正币也可以发行银行券（1876，以秩禄公债、金禄公债作为资本金，不可兑换），1878年货币供应量增速一度超过20%，在此期间，流通中货币的正币和可兑换纸币的比例持续下降，而不可兑换纸币也因为通胀、偿还能力等问题，信用持续下降，造成货币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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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租改革重新核定地价，提高政府收入。这一时期唯一相对成功的财政改革是始于1873年的地租改革。地租改革的背后是因为旧地税已无法满足新政权的各项财政需要，新地税主要在以下几点进行改革：1）重新核定地价，以土地的法定价格作为课税标准，每5年调整一次地价，确保课税标准与土地生产力相适应。2）在税率上全国统一，实际税率仍在30%-40%左右，农民税赋并未得到减轻，但是土地买卖禁令的解除以及土地私有化的确立，仍在一定程度提振了农民积极性。3）由实物税转向货币税，降低了物价波动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但在后续通胀过程中，由于地价未能及时调整，使得财政实际收入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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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改革本质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并没有降低农民的实际税负。可以看到，1873年地租改革之后，地租收入在一般会计收入的占比从1872年的40%左右一度攀升至1874年的80%左右，有效弥补了新政权初期的财政亏空。但值得注意的是，地租改革对于农民而言并非完全利好，经测算，自耕地农民的实际税负仍高达34%，过高的税负压力导致农民起义不断，这也为后期松方财政降低农民税负、增加酒税等财税改革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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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殖产兴业第一阶段，优先创办官营企业，聚焦重工业。明治政府初期大肆发债、发行纸币，一方面为了弥补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支持国内产业发展的目的。在新政府初期，日本产业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第二产业也主要以食品、纺织等轻工业为主。因此在殖产兴业的第一个阶段，新政权大力培育、创办官营企业，聚焦军工、制造、矿山、铁路等重工业领域。通过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接收幕府和各藩的企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动用国库资金、借用外债等进行投资，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实现“富国强兵”、发展近代工业的目标，扶植资本主义的成长。19世纪80年代，日本已初步形成一个由采矿、冶炼、机器制造三个部门构成的近代化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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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改革：整顿纸币，增收减支的小财政第二轮财政货币改革则主要有以下特点：1）松方财政增收减支，整理纸币。第二轮财政改革由松方主导，在财政领域增收减支，货币领域整理纸币，实现了财政、货币的各司其职。具体来看，财政领域：（1）通过地租改革，增收酒税、烟草税，恢复酱油税，新增所得税、糕点糖果税等，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入；（2）发债端，将过去发行目的、起债条件各异的各种公债（例如秩禄公债、金禄公债、西南战争借款、金札兑换公债、创业公债、外国公债等）加以统一，将高息国债置换为低息国债，降低财务成本；（3）出售第一轮殖产兴业中部分官营企业，增加财政收入，也减少了用于运营这些企业的资金支出；（4）支出端，精简支出，削减官厅行政费用等。在财政逐步完成增收减支、缓解危机的同时，松方着手整理纸币：（1）首先用财政收入回收纸币；（2）设立央行，整顿国有银行为普通银行，由央行将普通银行发行的纸币兑换为正币；（3）统一由日本银行发行纸币。日本银行券的发行，也基本宣告了日本由财政直接调节通货的时代结束，财政、货币两个条线的职责，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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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殖产兴业第二阶段，出售官营，扶持民企，迎来企业勃兴。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殖产兴业的重心之所以从官营转向民营，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明治政府创办官营企业的目的在于“示以实利,以诱人民”，本身就具有“临时事业”的性质，这些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培养技术工人等方面起了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已完成历史使命。二是，官营企业占用政府较多资金投入，但经营上逐渐显示出“官办”的缺点，如收支不清、缺少考核、效益不佳甚至亏损，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压力更加雪上加霜。三是，民间的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形成少数拥有一定资金、经营管理经验的新型资本家。因此，明治政府将大部分官办企业逐渐出售给了民间，且按照极低的价格，或者无息长期分期支付的办法出售，而购买方则主要是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大资本家和少数近代工业的新型资本家，如三井、三菱、古河等，这波收购也逐步奠定了其后期成为财阀的基础。此外，前期通货紧缩的长期化引起了利息降低，有利于企业融资，1886年左右兴起了所谓的第一次企业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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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上，日本从被动开港到主动开港，引进欧美先进技术，但也导致了贸易逆差和货币贬值。1853年佩里来航，日本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港，而明治政府时期，则主动出港学习、引进欧美的制度和技术。但与此同时，日本自1868年起，也几乎持续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正币也因此大量外流，进而导致物价飞涨，纸币大幅贬值。此外，日本在1897年之前是金银复本位制，银价下跌进一步加剧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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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后期，转向外征，大财政搏战争红利以甲午战争为界，日本由前期的内治为主转向外征，财政政策亦由小财政转向大财政。甲午战争以来到一战前夕，中央债务余额及杠杆率在几次对外战争的推动下快速扩张，其中日俄战争使得中央杠杆率由前期不足20%攀升至近70%。通过外征，日本在战时以及战后期间均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财政收支总体保持盈余状态，仅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存在一定规模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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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政策：内部危机与征战获利下的基本国策内部经济危机，外部征战获利，推动日本逐步由内治转向外征的路线。明治政府内部始终存在“内治派”和“外征派”。一方面，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的自然资源及国内市场有限，国内经济危机的到来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日本政府寄希望于打开朝鲜、中国市场，以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在欧美的支持下，日本不断挑衅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战争红利的引诱下，逐步走向帝国军事主义，“大陆政策”成为该时期日本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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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外征政策导致军费支出攀升，但收益也颇丰。明治政府初期，日本军费占比的中枢在20%左右，随后逐步抬升至40%左右，战时军费占比则屡创新高，日俄战争时一度高达250%左右。但日本在战争中也获得一定红利，日本向战败国勒取大量赔款，并侵占殖民地，从中攫取利益。日本的战后经营主要围绕军备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展开。甲午战争后（1896-1899）日本的财政支出中，军费仍占压倒优势，军备不断扩张；而在有关产业、交通和教育的经费中，也与军事有一定关联，如设立炼铁厂、奖励航海、造船等；除此之外，也逐步开始河川改造、铺设铁路、普及电话等基础设施。日俄战争后（1905-1913年）日本军费占比则有明显下滑，与产业、交通、教育有关的费用，特别是铁路建设费的增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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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红利：企业勃兴与出口升级带来税制改革此外，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分别迎来了第二次、第三次企业勃兴，日本的第一次企业勃兴则是在松方财政时期的殖产兴业阶段。具体来看：（1）1886-1889年，出口贸易增加，叠加政府扶持、利率宽松下行，迎来第一次企业勃兴。一方面，国际银价下跌，日元贬值，利好出口，生丝、丝织品和杂货的出口产业活跃，纺织业等一些进口替代产业也兴旺发达起来。另一方面，殖产兴业第二阶段，明治政府重点鼓励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信贷和利率条件相对宽松，日本银行票据贴现率从1884年的8.8%下降到1887年的5.5%，极大刺激了股份公司的设立。第一次企业设立热潮是以纺织、铁道、银行、保险等近代产业为主，但因1890年恐慌而一度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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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95-1900年，甲午战后经营重在军备和基建，重工业和金融行业有所发展，出现第二次企业勃兴的热潮。甲午战后日本勒索大额赔偿，并以此为基础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民间的重工业、电力、机械产业等投资十分活跃，金融保险业也相应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增加的主要行业除了传统优势的纺织业、食品工业外，还有运输业和金融保险业。1900年发生金融危机，第二次企业勃兴暂停，银行等企业纷纷倒闭，此时曾高达1890家的普通银行，到1910年被整理合并减少至1600家，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系银行逐步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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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05-1910年，日俄战后虽没有获得赔偿，但金融条件放松、政府财政扩张，日本迎来第三次企业勃兴。1906年起：1）货币金融条件放松，日本银行票据贴现率从1905年的8%下降到1910年的4.8%；2）财政扩张，中央及地方财政支出增速抬升，国内外投资情绪高涨，对外上，日俄战后日本虽未获得赔偿，但取得了库页岛南部和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租借权和铁路权，国内情绪活跃；对内上，日本决定实行铁路国有化，近5亿日元的政府补偿公债流动化、刺激了国内投资。这一时期主要以重工业化、以及企业组织规模化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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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机械行业的发展推动日本企业生产效率抬升，逐步规模化。日本的机械发展在殖产兴业阶段就开始孕育，最开始是引进英国先进技术用于改善日本传统优势行业纺织业，棉线制造业也是日本工业中最早实现机械化的部门；后来为了辅助外征策略，官办军工厂领域也逐步机械化。可以看到，三次企业勃兴期钢铁、机械、印刷装订等产业快速发展，虽然其占制造业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扩张斜率较为陡峭。而从生产效率来看，机械行业的人均生产率始终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也带动传统纺织业生产效率的抬升，后来在一战期间，机械工业的人均生产率更是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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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际贸易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以逆差为主，经过战后的两次企业勃兴，日本贸易收支、结构均有改善。从贸易收支来看，1899年、1906年日本贸易从前期大幅逆差转为顺差；从贸易结构来看，日本逐步从落后国的“进口产品、出口原料”转变成先进国的“出口产品、进口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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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口商品来看，日本从出口原料向出口产品转型。1874-1880年，日本主要出口农林水等原材料商品，平均占比达44%；1881年以来，工业产品的出口份额逐步提升，但从其内部结构来看，纺织品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化学、金属、机械等重工业产品的出口份额大幅提升则主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出口区域来看，日本出口市场重心先后经历欧洲-北美-亚洲三个地区的转移。1873-1883年，欧洲平均市场份额占43%；1884-1895年，日本出口市场由欧洲向北美转移，北美平均市场份额占40%；1896年以来，亚洲成为日本产品的主要出口地，1896-1910年平均市场份额占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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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地租、酒税仍是主要税收来源，但战争军费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源，且企业勃兴客观上也提供了纳税基础，所得税逐步崛起。为了缓解财政支出的压力，1887年日本首次引进个人所得税制度，但在开征之初，由于费用扣除标准设定较高，仅对高收入人群征收，个人所得税覆盖面较窄，所得税收入也不高。1899年日本对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大幅扩大征收面，税收收入随之增加。而随后个人所得税率的几次较大提升则均伴随着战争发生、筹集财政收入的需要。一战之后，所得税收入逐步取代地租、酒税成为主要税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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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举债侵略，战争豪赌终遭溃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先后经历去杠杆与加杠杆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合计军费支出约8.8亿，带动中央政府债务余额由1914年的26.5亿日元抬升至1919年的34.9亿日元，但受益于一战带来的经济景气，期间财政收支保持盈余，中央杠杆率不升反降至1919年的23%。大战后的日本经济则屡次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1920年的战后恐慌、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及1929年开始的昭和恐慌，使得20世纪2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慢性萧条”，中央杠杆率亦由前期的去杠杆转为加杠杆；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采取“高桥财政”以应对经济萧条，叠加随之而来的二战，中央债务及杠杆率均快速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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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以来，日本经济先后经历“景气-萧条-景气”三个阶段，两段经济景气来源分别是由出口和财政主导。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①1914-1919年，一战期间由出口带来的高速增长阶段，期间GDP不变价复合增速达7.4%；②1920-1931年，多次经济危机冲击下的低速增长阶段，期间GDP不变价复合增速仅有1.8%；③1932-1944年，由高桥主导的财政扩张以及二战驱动的经济恢复期，期间GDP不变价复合增速回升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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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景气：出口繁荣，中央杠杆不升反降一战期间，日本出口额大幅增加，并转为贸易顺差国，带动经济景气。一战期间，国际贸易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此前出口较多的欧洲因陷于战争、自顾不暇，欧洲制品流入亚洲的商品减少；美国则通过向欧洲提供军需物资、大发战争财；在此背景下，日本一方面趁机扩大自己在亚洲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向资金实力雄厚的美国出口。从出口产品来看，提升较多的主要是与战争、造船业相关的机械、金属等产品以及具备传统优势的纺织品，并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剔除通胀因素后，1914-1918年制造业生产额年均增速高达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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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景气和产业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发展。工业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京滨、阪神、中京和北九州四大工业圈的形成，人口亦向其自发转移，全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从1920年的18%提升至1930年的24%。城市化进程亦进一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教育的普及，这与土木、交通、产业、社会、教育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占比提升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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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的产业发展及城市化带动电力需求，动力革命又反哺产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客观上对电力产生较大需求，日本国内进行大规模的电力开发，发电能力从1914年的55万千瓦提升到1930年的396万千瓦、提升了近7倍。随着电气供给的增加，产业内部展开“电力战”的价格竞争，电气费用随着下降。电力供给的扩大和费用的下降，进一步反哺日本制造业，制造业的生产动力逐步由蒸汽机转为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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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萧条：两党交替，危机倒逼财政改革一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在多次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进入低速增长的慢性萧条期，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一战结束、外需回落，金融收紧、泡沫破裂。大战期间，日央行为配合出口景气，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券发行量从1914年末的3.9亿日元增长4倍至1919年末的15.6亿日元，官方贴现率亦有下调，导致国内物价的急剧上涨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1918年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原本支撑大战景气的外需减少，叠加战后欧洲各国开始恢复生产和出口，以及战后世界性的通货紧缩背景、日本物价水平相对偏高，日本的出口品失去国际竞争力，国际贸易收支再度转为赤字；伴随着金融政策收紧，股价、地价等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日本经济陷入战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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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大政党交替执政，经济政策方针截然不同。明治时期的日本政治以藩阀政治为主，大正时代开始护宪运动，希望建设以民主为基础的宪法。在1912年、1924年两次护宪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形成了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大政党，并在1918-1931年期间交替执政。但两党采取的经济政策截然不同，政友会以“产业立国”为口号，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民政党则主张紧缩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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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解禁问题迟迟未解决，黄金大幅流出。一战期间，世界局势动荡不明，日本为求自保，跟随欧美各国放弃金本位制。一战结束后，各国相继恢复金本位，对日本而言，通过前期的出口景气拥有巨额的黄金储备，此时本是恢复金本位制的绝好机会，但是日本执政者出于对华经济、政治的考虑，且考虑到拥有较多海外的黄金储备，并不着急恢复金本位。随后则由于战后经济危机、关东大地震和金融危机等事件以及两党政策方针的差异等原因不断推迟金本位的恢复节奏。随着贸易转为逆差，海外黄金储备不断消耗，为恢复日本国际信用，举借外债，金解禁的问题最终在1930年初得到解决。但这时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冲击到了日本，而出于维持金本位制的考虑，日本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积极的救助政策，而是放任通缩萧条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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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回落导致经济不景气和税收下滑，金解禁阶段又不得不采用财政紧缩政策以及非募债主张，日本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改革拓宽财政收入。该时期的财税结构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1）征收灵活的间接税占据半壁江山。虽然所得税最早从1887年开始征收，但由于该时期日本国民收入相对较低、所得税税源不足，所以对商品课税的间接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此外间接税纳税范围广、易转嫁、易征收的特点使其成为日本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征税方式，间接税占国税的比重从1920年的47.5%上升至1931年的61.3%，原有间接税主要以烟、酒税为主，1926年税制改革时，提高酒税税率、烟草价格，新设清凉饮料税等。2）国有资产收入占比增加。随着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以邮政电信、铁道、专卖局收益为主的国营、官有财政收入占比快速提升，从1890年的不足10%提升到1930年的近30%，成为财政收入的另一主要来源。3）地方财政危机，促使日本强化地方税的征收。原有的地方财政收入体量较小，但地方财政支出不断膨胀，使其过度依赖发行债券补充收入，最终导致地方财政危机，地方政府不得不强化地方税的增收，地税负担由1915-1920年均值3.1%上升到1921-1930年均值4.3%。例如在1926年税制改革中，地方税调整主要涉及：①创设府县房产税、在市町村确认其附加税，②对国税地租免税点以下的土地，创立府县税的特别地税、市町村增收其附加税，③提高所得税附加税比率，④市町村税承认户口税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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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财政：摆脱萧条，再度转向战时经济进入20世纪30年，为应对经济危机，日本在政治、经济层面都迎来了新变化。日本国内紧缩财政的实施叠加海外大萧条的冲击，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陷入昭和恐慌。对外方面，日本通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扩大自己的殖民地经济圈。对内方面，高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日本较早并成功地从萧条经济中走了出来。高桥财政的主要措施包括：1）脱离金本位制和低汇率政策。高桥在犬养毅内阁成立当日（1931年12月13日）就再度禁止了黄金出口，使日本脱离了金本位制，同时对于汇率制度采取放任主义，日元汇率大幅下跌，最大贬值幅度达60%。日元汇率的大幅下跌有利于日本产品的出口，改善国际贸易收支，带动国内产业资本的景气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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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取赤字财政。中央财政支出规模由1931年的15亿日元扩张到1933年的23亿日元。从支出投向来看，首先军费扩张是财政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军费支出占中央财支出的比重由1931年的31%上升到1936年的47%；其次是时局匡救费，即对农业和中小企业的救济费，地方财政也积极参与到时局匡救事业中，中央、地方时局匡救费支出占比分别为7%-9%、3%-5%；此外，国债利息费用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1931-1936年利息支出占比平均达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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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利率与央行认购公债。面对高额的财政支出，高桥并不是通过增税获得财源，而是通过发行公债和政府借款实现。但是在高桥财政之前，根据《起债法》的规定，政府须以特定的经费支付，作为发行公债的条件，而以填补财政收入不足为目的发行公债，一般是不被允许的。1932年日本政府制定新的发行公债法案，正式承认发行公债以填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公债收入自1932年急剧增加，公债金（含政府借款）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30年的2%提升至1932年的30%以上。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公债发行采取了央行直接认购发行的方式，1932-1936年日本银行认购了期间发行的近86%的公债，后期央行再将公债出售给银行金融机构，以控制流动性，防止通货膨胀。此外，日本银行多次下调官定利率以配合央行购债，同时减轻企业负担，股价在低利率环境下亦有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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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二六事件”以及随后爆发的中日战争，日本逐步走向战时经济体制，财政、经济政策为战争服务。1936年因预计实施的公债渐减方针招来了军部的反对，高桥在“二·二六事件”中遇刺身亡，随后冈田内阁全部辞职，继任的广田弘毅内阁的马场锳一藏相撤回了1937年度预算中的公债渐减方针，重新转为积极财政，扩大军事支出。因军需关联的设备投资增加，物价随之高涨；同时对军需产品的进口增加，日本国际收支急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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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历史资料及数据查找存在偏差：本篇报告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150多年的财政历史进行复盘，因年代久远，部分数据主要来自于各学者的测算数据，或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此外，由于前后统计制度的变化，不同来源的数据或存在口径差异情况。

2、对日本历史和政策理解有偏差：本篇报告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150多年的财政历史进行复盘，报告中涉及较多日本对外侵略、政策演变、执政理念等历史资料内容，社会各界对日本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选择评价本身存在一定分歧，本篇报告对日本历史和政策理解或有偏差。研究报告信息证券研究报告：日本150年财政四部曲之一：内治与外征——大财政系列8对外发布时间：2024-07-04研究发布机构：长江证券研究所参与人员信息：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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